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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边横笛听月色
——白金尧花鸟画赏读
(李琰)
年来,传统之回归,国学之复兴,对传统的理性反思和对文化认识的深入,使中国画艺术创作上逐渐趋于理性。一批有识之画家开始跃开或者回避从当代走向当代、或者从西方现代走向中国当代的弊端,走向民族传统的内部,再从传统走向当代。白金尧成为这批画家中的一个优秀典型。
我们在解读白金尧的花鸟画时,首先回避不了是中国文化核心的儒学问题。众所周知,儒家文化“志于道、居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以及“中庸之道”等,一直是文人志士的心灵炬火。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所谓“文质彬彬”,“文”即外在形式美,“质”即精神内容美,“彬彬”则是指配合适宜;这成为儒家文艺思想的理论核心,虽然其没有具体地讲出文艺作品的装饰法则,但外部装饰的形式要与内容相结合必须符合“文质彬彬”的审美标准被确定下来,即在文艺风格上要刚柔相济、奇正相依、浓淡适宜……这样才合乎中和美。这一传统儒学文艺思想,构建了白金尧花鸟画审美风格的命脉。
众所周知,儒家中和色彩观的演绎和确立,在历经唐宋“五色”之礼制大德后,行至元代,中庸平和的灰色调成为色彩的主流,并且与道家的黑白观念不自觉的相契合。欣赏白金尧的作品,一种清雅的灰色调扑面而来,这正是他在儒家中和观的文艺思想上确立的自我色彩风格。在他的画中,所有的色彩都被包含在一种灰色系中,且通过对水性墨性的调适,演绎出墨分五彩的丰富多样性,典雅沉着,含蓄而有韵致;任由观者对物象色彩进行意象性的阐释,不乏一种含蓄蕴藉、耐人咀嚼的诗情和韵味。尺幅之中,在灰色基调的统一下,一花一木都似被温文敦厚地用点、线、面、形和浓、淡、焦、润、枯等表现手法创造出的音符,在与观者进行着无声的平静对话与交流,创作出仿若天籁的生命浅吟。
视觉里,没有粗犷,没有张狂,浸透着“以和为美”和“尚清”的审美意识,企求的是“大音希声”、“大美无言”的至高境界。作为一种哲学的宇宙观,道家将宇宙本体看作是虚实、有无的结合,佛教则认为物质世界各种色相全是空幻不实的,在这一点上,佛、道二者不谋而合。而儒家的中庸观念,则刻意追求各种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又要求每一因素在量上的发展与安排必须遵循“适度”原则,克服“过”与“不及”。白金尧深明这一真谛,在花鸟画的创作中不但特别注重“以简贵为尚”的图式构造,擅于造虚,以虚代实,以有限的物象负载无限丰富的内涵,隐显一体,气骨合一,意与象合,形、神、理相统一,空灵含蓄;而且不惟情、不惟景、不惟理,努力做到情、景、理浑融一体,把看似分离开来的情与景紧密联系在一起,将景与情的直接关系,利用“虚”的思维空间,转换成一景一情一理;使得作品处处映涵着儒、道、佛的关系,共同营造出其作品意境的基本内涵。
他在冲和雅淡的审美情趣的指引下,去繁就简,作品中,我们看不到形式上的繁复,看不到丝毫的娇艳甜俗,也没有清高的旧文人的以花喻人、缘物寄情小情小调,但我们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和风。也可以说,他的画是花鸟的,分明也是人性的,是一篇儒道禅的“图说”,使观者能迅速获得似曾相识的朦胧美,从而拓展了花鸟画的受众群体,也拓展了社会的审美视野。画乃心画,其生之于心,形之于手,必以笔墨取之。白金尧的花鸟画,运笔施墨新鲜活泼极具性情化与灵感性;线条书写性十足,笔势飘逸,富有节奏,清墨点点,气息灵动;晕染注重笔墨趣味,鸟由笔生,花随墨开,颇具笔致魅力与技巧。
在这样优秀的技法以及其色彩、图式风格特质的规定下,我们赏读白氏之作,很快会进入一个宁静超逸而又些许清冷的意境,这只能是一个既能梅边横笛、情感丰富的儒士,而又是能聆听月色的禅者所为。倪赞说:“居于儒,依于老,逃于禅。”儒、释、道对立互补共同作用积淀而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三者之间的相对宽容,造就了中国文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既可崇儒,又可求道侍佛。这积淀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形成一种连续不断的思想文化氛围。
白金尧的作品意境的创造,亦据此而来,他立足宋学,承接元脉,又得明季之灵气,儒风飘扬,下笔无尘烟;使得其作品中的任何物象既是物,又是我,通过欣赏者的直观把握和审美想象衍生出无尽的韵味,达到物我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如“庄周梦蝶”般领悟出那“惟恍惟惚”、不可捉摸、难以把握的二道”。读之,空明疏朗,清雅静逸,处处花香,儒思禅心,尽化作花鸟之象,无丝毫尘世流俗之气。这正是落尽繁华后的精神世界。
横笛无声,聆听月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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