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杰女士冰雪聪明，却自号“愚人”；为政、为学、为艺成就斐然，却号“懒人”；其人端正娴淑，几不作高声语，其书却真力弥满，有乱石崩云气象。这些看似矛盾的因素，构成了她多维、复合的精神世界。

即便是作为一个书法家，杨杰也独标格调。早在郑州大学中文系就读期间，她就参加过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大赛。1984年，刚刚走出大学校门，杨杰就曾在中原千人书法大赛中成为为数不多的获奖者之一。大学毕业后，杨杰被分配到河南省文联工作，并长期担任领导职务，因工作之便，她得以不时请教谢瑞阶、陈天然等前辈大师，又与张海、王澄、周俊杰、吉欣璋等先生为同事。然而，她似乎并没有以工作之便，突显自己的书法活动和书法成绩，而只是勤恳地做着本职工作。即便作为中国书协妇女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河南省书协副主席、河南省妇女书画家协会主席，以及现在作为河南省文联主席，她参与组织过大量活动，也从不张扬自己，而保持了内敛和低调。对于资历、工作、才情等可以“好风凭借”的因素，她似乎都刻意避开瓜李之嫌，绝不去出风头。我想，这一方面说明她律己甚严；另一方面，也未必不透露出自尊自重的风骨。盖人生在世，首在立德、立功，其次立言，忠诚文艺事业是职分所在，当然应该夙夜在公、热情奉献；而著文作书，在某种意义上，是“自己的园地”，为什么不默默地耕耘呢？而艺术，宏观地看，正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彰显，是人的全部素养的外化，只有静水流深，才能有容乃大，最终卷起巨澜。

  而杨杰的书法历程，也确实呈现了日积月累、冉冉进阶的轨迹。

当代中原书法，大概经历过三个时期。复兴之初，吾豫绍承的是碑派书法，帖学传承甚微。加上中原书法资源多为碑版，所以篆、隶、魏碑独擅其长。复兴初期的第一代书家，大多在篆、隶、魏碑的基础上进行开拓，尤其是几乎人人长于隶书。稍迟，王铎风、明清调与碑学杂糅，产生了以巨幅大幛、水墨淋漓、乱头粗服为特色的行草书书风。当20世纪90年代以美术化为特征的“流行书风”兴起时，中原书法表现出某种“迟钝”而没有走向极端。但是，美术化的整体趋势，导致了篆隶书装饰性的增强，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对“三代秦汉精神”的高度认同。而通讯和传媒的发展，也正动摇着“地域书风”的基础。进入21世纪，在回归传统的整体社会思潮下，对笔法的再发现式研究和现代教学手段的进展，基本上终结了碑学作为主流的历史，而使帖派得到了全面复兴。而这时，以“口传手授”、“相互陶染”为特征的地域流派因素，在书法传承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微不足道，高校、研修班，以及网络等新生力量的影响越来越大，书法家由于教育背景不同、个人爱好不同，产生了“百花齐放”式的分化。当下的书法，流派风格虽然仍然存在，但在地域意义上，早已无序交叉，不复楚河汉界了。

在这一嬗变中，杨杰显示了超人的定力。她几乎“八风吹不动”地坚守自己的艺术立场。杨杰20世纪70年代开始学习书法，入手唐楷，逐渐涉猎诸体，多以行书面世。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她就形成了个人的行草书风格。受中原文化的模铸，以及书法复兴初期中原书风的影响，她的行草书基本上也可以划入碑学范畴。笔者不能指认杨杰书法来于何碑何帖，但就其整体形象和审美趋尚来看，无不表现出碑派行草书的特色。其用笔一例中锋，铺毫杀纸，如印印泥，绝无浮滑轻佻。转折之处，宁实毋虚，宁拙毋巧，但起讫清楚，能提笔正收，不作纠结盘绕。其字势略似蒲作英，宽博雍容，而不乏汪洋恣肆。草书或行书中偶间草书，以章草为法，古意盎然。其字间紧致，行间茂密，如峭壁当前，郁勃峥嵘。其行草书总体营造的是凝重、古拙、博大的审美境界。

很难由此及彼，看起来颇有点“民国范儿”、“闺阁气”的杨杰，不事红笺小字、簪花小楷，而偏能大笔濡染，大气盘旋。这种差异，或许与宛约到极致的李清照，却也写出“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这般绮丽雄壮的句子，约略相似。

而一个人的审美趣味，往往是多元而统一的。笔者注意到杨杰的两件近作。其一，草书《贺铸六州歌头》。“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推翘勇，矜豪纵。轻盖拥，联飞鞚，斗城东。轰饮酒垆，春色浮寒瓮，吸海垂虹……”贺方回任侠使气，好谈天下事，此词志在戎马报国，一吐胸臆，因而气象豪放，有天风海涛之致。而杨杰此作，笔酣墨饱，中气鼓荡，也令人如闻急管繁弦，如见铁马冰河。词意与书意相融会、相生发，读之不禁握拳透爪，气壮神旺。行书《晏殊清平乐》则是又一重天地。晏同叔词风浓丽工巧，温润秀洁，杨杰这件作品也写得错玉镂金、风流蕴藉。尤其“斜阳独倚西楼”、“绿波依旧东流”两句，奇诡跌荡，匪夷所思。此作与《贺铸六州歌头》可谓大异其趣，而一以贯之的，是词意与书意的融会无际、相得益彰。实际上，学中文出身，又为河南省作协会员的作者，在有意无意间，传达了书法之所以为书法的人文精神。作为一个书法家，如果仅在笔墨构成中讨生活，作品如何能够打动人心，进而获得长久的穿透力呢？中国书协主席张海先生在《杨杰书法作品集》序言中，曾如是评价杨杰：“创作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的穿越，而作品自然也是精神的果实。生命的感悟，历史的思考，汉语言文学的功底，古典文学的造诣，都一点一滴地滋养着杨杰的书法，并在他的作品中发出声响。放达与婉约，险峻与平易，纵横与闲雅，矜持与率真，不同的韵律时隐时显，时强时弱，而诗情的流动是一贯的。这种大气的追求和诗的点化，使他一开始就摆脱了为书者书的匠气，而具有一种文化人格的气韵。”

当然，“天地江河，无日不变”，杨杰书法在矢志不渝的基调下，也不断进行着微调和丰富。前述《晏殊清平乐》中，显然蕴涵着更多的字法推敲，或许对北魏墓志造像做了更深入的探索。《杨柳蔷薇联》虽沿用过去的体段，但并不只是一拓直下，字间姿态呼应，颇有经营。而《自作诗曲水流觞》、《欧阳询论书二则》则显然暗渡了不少帖学的气质……在整体风格统一的前提下，每一件作品都不是无谓的重复，而是随内容、形式、环境、时机的不同，各有千秋，也许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杂多的统一。对人文精神的崇尚、对碑学审美理想的眷恋、对自然书写的固守，形成其基调和骨气，而涵泳体察，博取众长则使其丰沛膏润。因此，其作品在坚质浩气、雄浑恣肆的基调下，正绽发出绚丽的光彩。“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自能臻于“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的烂熳。

当我们综合考察杨杰书法艺术中的思想、功力、学识、才情，以及最终结晶的独立面貌、独到风格时，她的“成功之美”固然值得称述。同时，也带给我们一些思考。其一，变与不变。大概先汇聚众流，然后“自成一家”是一条道路；而较早确立方向和风格，然后不断完善、不断深化是另一条道路。在今日某人获奖，明日风靡影从的当代背景下，守得住自己似乎更足珍贵。否则，朝秦暮楚，恐怕难于说得上思想力和原创性。其二，人文精神的体现。张海先生点出的“诗的点化”、“文化人格的气韵”，究竟如何去实现？在展览体制下，书法美术化，具体地说是创作的工艺化，究竟应该把握在什么程度，才算得上“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恐怕应该是当今书法家思考的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杨杰的书法履历和作品，应该都值得考察和认识。

当然，杨杰也不会停下脚步。所谓“懒人”，或许是懒于无聊营苟，才能勤于学、敏于事；所谓“愚人”，当正是本着愚公精神，锲而不舍，夙兴夜寐。诚如是，“九万里风鹏正举”，当可期也。

2014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