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说道：“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所常愿而不得见也。” 山水画圣的这句语录，将古人钟情于哪些山水题材、为何钟情点得情透理明：那些“尘嚣缰锁”的事物，与人性相背，人们因厌而弃；而那些“烟霞仙圣”之景，因心向往之而求于画中。我们由此可大致推断古人经常描绘松泉深壑、闲亭茅舍等远离车马喧嚣之景的原因所在了。 一言以概之，古人以心之好恶选择了作画的题材。
为了表现这些宁静悠远的画境，历代山水画家通过仔细的观察、不断的研习，逐步完善了山水画的笔墨技法，比如勾、皴、擦、染、点等基本笔法，泼墨、破墨、积墨等基本墨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以表现此类绘画题材为主旨的基本技法遭到了一些当代山水画家的质疑。究其原因，不外乎二：首先，古、今画家所处的生活环境不同。大都市兴起，小城镇都市化，人们的生活节奏悄然改变。很多与现代化快节奏生活相龃龉的事物正逐渐消失，如蜿蜒的小路，破旧的茅房等，取而代之的新兴景致，是柏油马路一再拓宽，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若画家所见对象已然改变，那其所画景物也将随之而变。再者，古、今画家所处的人文环境也不复从前。西学的引入，高科技的日新月异，大量信息的冲击，都是过去的人们不曾经历的。因此，高楼跑车、市井喧嚣等新题材也就自然进入了当代山水画家的眼界，而对表现新题材所需技法的探索也理所当然成了当代山水画家的责任。与其故作学究，大肆喟叹今不如昔的古今之变，不如泰然处之，接受这物境之变对山水画家的影响作用。
以上对比叙述折射出古、今画家在取材方式上出现了很大不同，以心之好恶选择的方式虽有主动性，但却对蕴养心性、静气澄怀提出了较高要求。因为众人之情难同，众人之乐、恶区别于独乐乐、独厌恶。如今一些因物变事迁而走画异法变之路的画家们，虽眼目奇异，却常常境不入静，法难成典，虽有己法可自赏，但所具的普世价值并不高。至此，我们不难看出山水画家的两种取材方式：一 、以林泉之心取材；二、以一己私心取材。两者的差别在于价值观的区别，前者是对“普世价值”的追求，后者是对个性自由的放纵。前者的关键在修养，后者的关键在释性。取材之心的差别也造成了当代山水画家对于绘画题材不同的关注与讨论。
由于当代山水画价值体系的混乱，我们对山水画题材的讨论与选择可能难有统一的结论。但是画家如何“衡量”他人和自己的作品，是一道必答题，也是其画学是否精进的可靠指标。衡量了“画什么”的题材，接下来是“怎样画”的问题。即使面对同一题材，其画法也各不相同，关键在于画家对中国画的理解与对对象的感应。例如，元代王冕的墨梅圆润而生机充盈，其依托的是笔墨相间相生而产生出的恰到好处的浓淡枯湿。清代郎士宁的梅花加入了明暗意识，其勾、皴、擦、点、染的排序均按光影的明暗法则进行。这是因画家意志力不同而出现的画面分别，其中的高低评判如果仅从“画什么”的题材性来衡量是无法认定的，但作为观者，蕴养的是“林泉之心”还是“一己之性”，便会对郎、王二画作出明确的不同判断。因此，所怡养的不同心性会对绘画价值的衡量和选择问题产生重大影响。当今山水画家习于以个性鲜明为首要目标，但不要忘记后天之蕴养更为重要，以“一己之性”凌驾于“林泉之心”之上必是山水画家大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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